作为电视人，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，占尽机会、运气和观众缘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“出走”：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，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。这种“习惯性逃离”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、困境，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？
◆被访者：杨澜◇采访者：何东
走出“凤凰”为抬头看看天气何：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《百年叱咤风云录》和《人物访谈》两摊儿，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，你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，现在一下子被松绑，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？杨：
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。《百年》相对好一点，而主要压力就在《杨澜工作室》的人物访谈上。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，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，所以节目从选题、策划、题纲、编辑、串联，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，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。但累归累，又有点自得其乐，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，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，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，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。
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，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，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
现在暂时停下来，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。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，撒种、锄草、施肥、收割，始终忙忙碌碌，现在好了，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。
“凤凰”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何：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，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，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，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？杨：
恰恰相反。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，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。但这样的条件，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。
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，那事先就得算好，我要带两个摄影师、一个灯光师、一个导演，那么他们的路费、住宿费，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。这样时间一久，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，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，都必须细作打算。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，这种经济上的拮据，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。但起码我现在知道，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，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。所以，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。
何：在凤凰卫视这几年，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？杨：
总的来讲，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，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，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。
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何：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，又像当年离开《正大综艺》一样，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？杨：
从表面上说，每一次导致我离开，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。比如整个去年、前年，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，可家又安在了上海，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，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，工作特别累，还要惦记着家里，可一回到家里呢，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。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，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。
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，如果再追根问底，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。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，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，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，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。
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何：你在美国留学，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，都产生了哪些影响？杨：
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。比如我刚去香港时，包括凤凰台领导层，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、台风格上靠。但我却觉得，要真是往什么上靠，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。因为港、台的电视风格，抄日本东西太多啦，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，所以再转到港、台电视节目上，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。而且我一直认为，港、台电视风格，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，就显得太轻太飘，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，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，就是绝对不能被港、台风格所同化，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，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，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，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。
何：有消息说你不会赋闲很久，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，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？杨：
像当代人物访谈，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，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，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，那样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得多。另外我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，有特别浓厚的兴趣，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，就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。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，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太多的出镜，去继续维持自己的电视生涯。但这些也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想法，要真正实施还得条件相对成熟再说。
何：你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，是天生如此？还是后来形成的？杨：
两方面原因都有。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，所以在我的遗传基因里，肯定有这种成分。另外，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，比如最早上《正大综艺》，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，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，一下都凑到了我身上。但现在再看我离开《正》之后的经历，就不能说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，其中有很多东西，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。
节目播出时我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何：你那份从骨子里就有的自信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杨：
（摇头加撇嘴）你完全大错特错，我恰恰是一个从来都非常缺乏自信的人，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干活，只有在干的过程中，我才能获得某种自信。比如当我把一个节目翻过来掉过去刚编好的那一刻，我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自信和快乐，但当节目真正播出时，我又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，而且马上就能找到许多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毛病和错误。所以我这人从骨子里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。
何：既然你觉得自己很不自信，可为什么越是盛大隆重的场合，比如像在北京主持世妇会的开幕式、大学生辩论会，才越能看出你的沉着与优雅，甚至也有人就因为接受不了你这种气度，所以背后议论你已经从当初的清纯自然变得越来越盛气凌人了，我不知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说法儿？杨（笑脸一下就收起来，非常不自信地问）：
真有人觉得我变得很盛气凌人吗？
何：可能是对你心里那点傲气的一种误解？杨（非常严肃加吃惊）：
那我以后可真得注意这事儿了。
何：（笑）你不必太在意个别人的一句话。杨：
那也得好好反省反省。至于你刚才说的主持大场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纯粹，越是在那种时候，越不能讨好别人和卖弄聪明，别像好不容易赶上一次舞台表演一样，浑身解数恨不得全使出来才过瘾。
我敢担保我的同事都不会说我聪明何：对你来说，进行重大采访之前，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杨：
准备。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。我觉得进行采访，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，迅速跨过年龄、地位、资历的距离，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。
何：在学习和事业这两件事儿上，你是不是很少对自己感到自卑和沮丧？杨：
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，所以沮丧时时都会在我心里出现。就拿采访举例吧，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，如果在某一次采访之前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，那我就特别高兴。但绝大多数情况，我还是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，事先把该看的资料全看完，然后再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思路，但在这种过程里究竟有多少创见和灵性，那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所以也只能靠加倍努力去以勤补拙。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，我敢担保他们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就像当年在《正大综艺》，我真是很努力想把大家逗笑，但站在那里光着急可就是想不出办法，那种内心的无助，谁也帮不上忙！所以我最喜欢有充分准备的工作。从上中学起，我就不是那种巧解难题的高手，但在基本分上我却从来一分不丢，那全是靠平时做习题做出来的！当时背历史、地理我能用功到什么程度？你随便问哪道题，我马上就能告诉你它在哪一页上。这么说吧，我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，一个绝对的好学生，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，我没一样不是完成得仔仔细细，但我认为自己的某一些创造力，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。
我不以为感情秘密可以与人分享何：不少人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就会多少产生一点距离感，不知你自己对此有没有感觉？杨：
有。我自认为对别人一直很真诚，只是我对自己私人空间保护比较多。比如我不认为个人的感情秘密，就可以和谈得来的女朋友共同分享。而人与人的距离感，往往就是在能否分享秘密之上建立起来的。
何：你有没有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？你认为有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？杨：
别人曾说这辈子我都注定会有一种孤独感。你要问“交心的朋友”，那现在只有我老公一个。因为在他面前，我才可以完全袒露自己的软弱和痛苦。小时候，我父亲算是我的知心朋友，所有困惑和痛苦，都可以向他倾诉但现在长大了，我就不愿意让父母再为我过多操心，所以总是把自己灿烂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。后来我生了儿子，于是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，回家也得春风满面地对他。有一次别的朋友问我现在对生活的感觉，我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。他说你才多大，怎么说话就跟中年人似的。我当时也乐了，其实心里真有这种感觉。
何：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和打交道？杨：
职业的、干净的、充满敬业感、对自己总有更高一点人生期待、对事业对别人都有一点责任心的人。说到底，我特别愿意和那种心里有光明有理想的人打交道。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1．23）
